从古至今，人们夸奖有才之人，总会说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里的“棋”，便是围棋，它与“琴书画”合为我国四大艺术。它是一种古老的棋种，古代称为“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弈，围棋也”。它是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围棋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它出现在氏族部落末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流行，魏晋南北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宋达到鼎盛，晚清逐渐衰落，其发展轨迹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也在每个时代体现着独特的意义和功能。
    一、围棋起源说
    关于围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战国文献《世本》中说：“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朝张华《博物志》日：“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元《玄玄棋经》载：“尧舜造围棋以教其子。”《路史后记》中则记载更为详细：“尧娶妻富宜氏，生子朱，儿子行为不好，尧很忧虑，特地制作了围棋，以闲其隋。”按照这种说法，围棋的出现是源于陶冶性情，开发智力。但由于古时人们将许多发明都与尧舜联系在一起，所以不足为信。另一种说法，认为围棋的出现是源于军事战争的需要。传说氏族部落末期，军事指挥者用两种不同的石子代替敌我双方，模拟战场，进行军事部署。后汉马融《围棋赋》中提到：“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可见，围棋与战争的关系，已被很多人认可，几乎成为公论。故《隋书·经籍志》中将围棋类的书与兵书归到了一类。可见，这种说法可信度颇高。此外，也有人将围棋的起源与天文、历法、算数等联系在一起，本文姑且不作考证。
    二、围棋源流探析
   传说，围棋在我国氏族部落联盟末期，就已经出现。历经4000多年，直至今天。最早关于围棋的记载，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48年)。其中记载着魏国大夫大叔文子的这么一句话：“今甯子视君，不如弈棋。”说明围棋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此外，《左传》中还提到：“举棋不定，不生其耦。”《论语》也有“不有博弈者乎”。这些史料记载，充分说明弈棋在春秋时代已是很为常见的一种运动项目了。两汉时期，围棋之风盛行。汉高祖刘邦，就十分喜爱围棋。《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侍高帝，于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下围棋。”可见，围棋在汉宫中已成风俗。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载：“十一年秋，滑工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滑工怒，辱之日：‘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滑工于蒙泽。”这段文字中的“博”、“行”、“局”，皆与围棋相关。围棋能在《史记》这样的正史中有所记载，可见其在当时的风靡程度。汉乐府《古歌》一辞也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围棋的热爱：“主人前进酒，弹琴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至东汉三国时，围棋更加流行，不仅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述围棋的著作，而且围棋也开始初具形制。最古最完整的理论著作首推班固的《弈旨》，其中提到!“棋有白黑，⋯⋯四象既陈，行之在人。”此外还有建安七子之一应埸的《弈势》，吴伟昭的《博弈论》，以及其他文人墨客的《围棋铭》、《围棋赋》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得到进一步发展。棋艺水平大大提高。围棋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和倡导。宋武帝刘裕、齐高宗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等都是围棋的爱好者和提倡者。梁武帝时，专门设立了“棋品制”，将棋品分为“九品”(Et本后来的段位制，也就是现在的“九段”，就来源于这种“棋品制”)。正是因为这样，当时的士大夫中往往有因围棋而获得高官厚禄者。《宋书·羊元保传》有所记载：“元保为黄门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以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南北朝时，围棋已经出现了十九道、十七道棋局。敦煌《棋经》载：“棋有三百六十一道放周天之度。”而当时的民间则有“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的《读曲歌》。这一时段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围棋著作。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围棋著作在当时有八部五十二卷之多。其中有关棋谱的著作《汉图十三势》和《吴图二十四》，是我国最早留名的棋谱。另外，还有马郎等的《围棋势》以及著名的《敦煌棋经》。围棋发展至唐代，各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和提高，不仅出现了专门研究围棋的人员——“棋待诏”、“棋博士”(他们都是当时一流的棋艺高手)，而且出现了专门为围棋等活动设置的场所一“习艺馆”。可见，唐代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除此外，唐朝有关围棋的作品，也十分浩瀚。最有代表性的是徐炫的《围棋义例》，此书为后世的弈棋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唐一代的围棋诗歌产量颇丰。其中，太宗李世民的两首《五言咏棋》，高度赞美了围棋的迷人魅力和高雅风调。帝王的咏棋，带动了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相和。如杜甫《秋兴》中的“闻到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牧《送国棋王逢》中的“赢形暗去春泉长，猛势横来野火烧”；元稹《解秋十首》其六中的“酿酒并毓疏，人来有棋局”；白居易《独树浦雨夜寄李六郎中》中的“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坐彻明棋”等，这些皆是脍炙人口的围棋佳句。宋朝时，围棋棋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奉饶天下棋先”，“擅名二十余年”的围棋手刘仲甫；产生了《棋经十三篇》等划时代的棋艺著作。而宋代的围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状况。不同之处，是宋代的围棋诗多了一些思考、一些议论和一些陇患。当然，宋词中也不乏优秀词句：如陆游《幽兴》中的“诗思长桥蹇驴上，棋声流水古松间”，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其二中的“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等。围棋在元代也有一定发展。《西厢记》中，就专门设有《对弈》一场。而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更是表现了当时的围棋盛况。该书构思巧妙，实用价值极高，明末甚至还传到了日本。明朝时，棋艺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交流，围棋水平得到更快提高，棋谱著作大量涌现。明朝开国皇帝一句：“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以棋作联，回首往事，其中这位帝王对围棋的喜爱可见一斑。武宗年间，围棋界出现了各种流派，如“永嘉派”、“新安派”、“京师派”等。这些流派的出现，既表明当时棋坛的旺盛，也说明围棋竞赛的盛行。此外，明代还出现了许多爱好围棋的画家，流传了许多围棋名画。如，沈周的《观弈图》，周臣的《四皓对弈图》、《松窗对弈图》，仇英的《汉宫春晓》等。
    围棋在清朝初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徐星友、梁魏今、程兰如、黄龙士等围棋名手。乾隆年间，更是出现了施襄夏、范西屏称霸一代棋坛的局面。这些名家不仅棋艺高超，而且各自对围棋都有所研究。黄龙士的《弈括》，施襄夏的《弈理指归》，范西屏的《花泉弈谱》，皆为当时有名的围棋论著。当时的景象，真可谓名家辈出，棋苑空前。遗憾的是，晚清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势衰微，文化体育活动景况日下，围棋也不例外，渐趋衰落。
    三、围棋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功能
    围棋是中华民族一种传统而古老的体育项目。它虽然只是一种游戏，却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它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国粹。它反映着中华民族各个阶层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节操、伦理观念和行为准则。它悠久的历史和对世界文化以及人类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骄傲和自豪。对我国古代围棋运动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功能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明晰古代围棋发展轨迹的特点和价值，而且可以振兴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围棋锻炼意志、陶冶性情、提炼思维、修身养性的功能已为社会知识文化积累的过程。著名学者程焕文也曾经指出：“图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创造的，作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图书的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的总和。”因此，渴望能够为新时代的发展寻找人文根据的人们总是力图从图书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来推演历史前进的轨迹，解释社会的成因，并借这些依据来对先民的遗训进行引证，探索传统文化。学界在讨论和研究中国历代图书文化时，一般都会把图书文化分为出版文化、藏书文化和阅读文化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子文化来进行研究。从出版物到藏书，从藏书到读物，图书在这三个系统中的角色不停转换，其功能也有不同的表现。
    四、图书文化的分类及清朝图书文化的繁荣
    出版文化。所谓出版文化，乃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所决定的出版理念制约的、为一定的出版机制所保证的整个出版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总和。在清朝u,l-期的封建体制影响下，国内所有的出版组织机构一律都由皇帝进行册封和委派，并在中央的指示下负责编书、出版等事务。
    清朝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已经相当成熟。尤其是康熙以后，雕版图书的字体、纸张、版式设计等方面均超越了前朝，质量上有了极大的所公认。古代围棋也一样，它对人们生活质量和综合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东汉班固《弈旨》中提到“下棋以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将围棋的修身养性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棋经》中“胜不言，败不语，振谦让之风者，君子也，起忿怒之色者，小人也”，更是体现了围棋运动对修养和心态的要求：即“不为世俗所动，不为荣辱所惊”。这也就于无形中稳定了人们的心性，提高了人们的智慧。此外，围棋“五得”将围棋“和谐”的文化意蕴展露无遗(五得包括得好友、得人知、得教训、得心语、得天寿)。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曾对围棋的功用，有一番论述：“围棋是一种公平之极的游戏，只要有半分不诚实，立刻就会被发觉，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道德训练。”可见，围棋是一种极具智慧的运动。围棋运动如今普及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我想也与其功能密切相关吧。我国作为围棋运动的起源地，有着深厚的围棋文化底蕴。在社会文化充满浮躁感的今日，研究围棋这种怡人养性的体育文化，不仅能够推动传统体育文化的更大发展，而且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和民众心灵的沉淀有着强烈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来源：网上现金棋牌游戏平台